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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疫情阴霾,提振各界信心,通关让香港旅游业看到曙光******

  【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组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叶蓝】时隔3年,香港与内地终于迎来首阶段免检疫通关,曾经冷清的关口人潮再现,亲人相拥,喜极而泣,口岸运行顺畅,秩序井然。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失去的是3年时间,但对于旅游、零售等高度依赖内地旅客的行业而言,从2019年“修例风波”开始,就已承受巨大压力。

  “最重要的还是内地旅客”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批发及零售界)邵家辉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18年全港零售业2/3依靠本地市民消费,1/3是境外旅客消费。在这1/3中,内地旅客的消费占到八成。而过去3年中,内地旅客的数量几乎为零,零售业面临很多困难,很多公司不得不裁员或关闭分店。邵家辉提到,因内地旅客无法来港而受到最大影响的是珠宝、化妆品及小电器公司。它们曾经受益最多,如今处境也最为艰难。

  位于尖沙咀的加连威老道曾聚集多家药房,这里的龙城大药房一度是内地旅客“必去购物点”,不仅卖药品,也销售保健品和化妆品。附近商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疫情暴发以来,加连威老道的药房接连关闭,往日的热闹不再。《环球时报》记者9日也看到,这一带尚在营业的药房生意一般,一些药房无人光顾,偶有顾客也只是买一些常用药品。顾女士是港中旅在红磡一家门店的员工,她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受疫情影响,她所在的门店3年来的内地旅游业务几乎降为零,机票、景点门票等票务业务大幅减少。她说,疫情前,其工作的旅行社在香港有20多家门店,现在关了一半多,“原来真的很忙,以前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和你聊,后面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来咨询”。在和顾女士聊天的20多分钟里,记者没有看到一个顾客前来咨询。

  如今内地和香港终于通关,无疑给香港旅游和零售业打下一剂强心针。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数据,截至9日下午4时,初步统计落马洲、港珠澳大桥、深圳湾、文锦渡、中港码头和港澳码头,共有28238人次过关,其中入境香港有9198人次,出境香港有19040人次。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表示,截至9日下午6时,已有超过47万人通过网上系统预约前往内地。

  立法会议员洪雯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通关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证明复常已经正式起步。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对《环球时报》说,“其他地方的旅客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内地旅客”,这次通关令整个业界都很开心,终于可以“走出隧道”。

  香港思考如何重新吸引内地客

  尽管已看到曙光,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人士均强调,内地旅客重返香港需要时间。立法会议员(旅游界)姚柏良对《环球时报》表示,内地旅客赴港旅游不太会出现“V”字反弹,春节期间酒店预订等数据并未明显提升,可能要在春节后才会逐步恢复。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透露,已与内地旅行社方面沟通过,1月不会有内地团到港,2月初开始恢复办团,初期每天只会有10团,每团约30—40人,以来自广东的旅客为主;自由行方面,相信要到2月中旬后才开始复苏,2月底至3月会有较多人访港。

  对于香港旅游业而言,重新吸引内地旅客要做的事情依然很多。姚柏良表示,过去内地旅客到香港就是购物,到传统的几个景点打卡,但香港旅游远不止于此,有很多有本地特色或历史故事的旅游资源,未来要转向追求质量。他坦言,“自由行开放后的十几年,旅游业被宠坏了,不需要做什么创新”,但现在必须改变,要依靠会议展览、文化体育盛事吸引游客,同时做好深度游路线。

  香港《星岛日报》9日发表社论称,无论如何,8日对香港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标志着香港可以整装待发,连接内地,也标志着香港可以走出疫情阴霾,实现真正的复常。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今年首周港股上涨超过1200点,恒生指数冲上2.1万点大关,通关将重新唤起香港旅游、零售、酒店等行业的生机,提振全球投资者对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的信心。

  澳门旅游区重现热闹气氛

  8日也是澳门放宽防疫措施的第一天,从内地、香港及台湾入境旅客无须再出示任何检测证明,不少饭店及手信店都出现排队人龙。赌场也重现人气,有员工形容这是3年来最热闹的一个下午,虽然忙碌但感到兴奋。

  澳门媒体援引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张健中的话表示,业界对春节档期有信心,预计入住率有八九成。他说,春节黄金周以家庭游、度假游、节庆购物游较受欢迎,随着旅客出游信心逐步恢复,目前收到大量有关澳门交通、住宿及旅游产品等查询。澳门休闲旅游服务创新协会会长黄辉认为,随着港澳防疫政策放宽,希望春节假期访澳旅客日均超过3万人次。

  (环球时报)

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 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 张少宣 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

  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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